這個歷史機遇對于阿里巴巴來說，意味著什么？也許只有馬云最清楚。他在參加貴州電視臺《論道》節(jié)目，與嘉賓主持也是中國入世談判總代表龍永圖對話時，曾深情地說，他這一代的企業(yè)家的成功都是拜WTO所賜。坊間甚至將他聘請龍永圖作為阿里巴巴的獨立董事，解讀為一種報恩。畢竟事務繁多的龍永圖不可能親自過問阿里巴巴這個企業(yè)的任何事務。
如果說加入WTO是阿里巴巴把自己嵌入中國經濟高速發(fā)展環(huán)節(jié)中的話，2003年則是阿里巴巴真正形成B2B平臺的關鍵年份。2003年中國遭受“非典”肆虐，實體經濟和渠道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沖擊和損失。旺盛的產供銷需求只能另辟蹊徑，于是電子商務成為了大家共同追捧的對象。2003年中央電視臺曝光率最高的兩個廣告，一是戰(zhàn)勝“非典”的公益性廣告，另一個就是阿里巴巴的形象廣告。那一年，馬云完成了一統(tǒng)江湖的霸業(yè)……
馬云與投資者之間的關系也許是坊間最津津樂道的話題。馬云一直在尋找資本投入和以我為主的管理模式中的一個平衡點。2007年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，由一個市值1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(yè)一躍成為市值600億美金的企業(yè)，企業(yè)的當量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更重要的是馬云及其團隊才真正擺脫了機構投資者的意見束縛，決策自由度真正體現出來，但也為今天的“支付寶”風波埋下了隱患。
從中國互聯網的發(fā)展來看，不得不承認，阿里巴巴是歷史的選擇。
馬云式阿里模式
馬云是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。他不斷聲言，要在企業(yè)經營中把價值觀放在第一位。他可以把從人生理想到30套別墅的現實理想，游刃有余地用在激勵團隊上。2000年左右的寒冬期，當企業(yè)面臨極大困難和調整時，馬云自比紅軍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，于是阿里巴巴集團開了“遵義會議”，進行了“延安整風”，舉辦了“抗日軍政大學”，開展了“大生產”運動等等。馬云不僅在作一種艱苦的調整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要借用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典故，讓團隊理解現在的處境和他想要達成什么效果。這樣的做法非常符合理想主義者的現實改造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