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作為一個大國，改革開放以來，經濟學在中國是作為頂禮膜拜的顯學，經濟學家至少也是數(shù)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龐大群體。但中國的經濟學家，為什么總是與諾貝爾獎無緣，甚至進不了候選名單？

    八大標準與現(xiàn)實差距

    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獎標準，可以使我們更全面更客觀地認識中國經濟學家與諾獎的差距。筆者研究了諾獎的相關過程及評獎實踐，歸納出八個方面的標準：

    第一，從諾獎的覆蓋范圍上看，包含了微觀經濟學、宏觀經濟學、國際經濟學和發(fā)展經濟學等廣泛的經濟學各學科門類。

    第二，從研究層次上，要求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學科前沿，特別注重基礎理論研究。

    第三，從諾獎的評獎導向上看，強調研究成果的獨創(chuàng)性、科學性和實踐性，以及對科學工作和社會(如政府的政策)所產生的總的影響力度。

    第四，從諾獎的學術成果的功用上看，贊賞“建設性”而不是“破壞性”的貢獻，贊賞那種能使其他學者可以站在其“肩膀”上攀登得更高的方法，不鼓勵不能推動研究的技巧性論戰(zhàn)。

    第五，從諾獎的理論與實踐結合方面上看，注重鼓勵那些具有實際應用價值的成果。

    第六，堅持從廣義上解釋經濟學理論，把經濟學理論發(fā)展到了與經濟學相關的交叉學科。鼓勵用現(xiàn)代經濟理論特別是數(shù)學方法、數(shù)學模型來解讀經濟學原理，使經濟學更加精確與可以實驗。

    第七，推崇有完整理論體系與學術架構的新的經濟學理論。

    第八，堅持在長期實踐中接受檢驗，并不急于對新興的學術理論體系授獎(這也是獲獎者年齡偏大的原因)。

    對照上述的八個標準，中國經濟學家至今難以問鼎諾貝爾獎的緣由就顯而易見了。

    中國經濟學家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三類，一類是公務員或財政供養(yǎng)的事業(yè)型單位，在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過程中，依據(jù)工作需要研究經濟問題，如馬洪、薛暮橋、范恒山、陳淮、王忠明、左大培等。一類是在高等院校，如厲以寧、張維迎、林毅夫、周其仁、鐘偉、趙曉、楊帆等。再一類就如華生、王育琨等，是政府機關、事業(yè)單位與企業(yè)研究機構之間的跨領域研究者。他們在經濟學研究過程中的客觀困難，制約著中國經濟學家向諾獎邁進的步伐。

    首先是中國經濟學家的專業(yè)研究隊伍太少。對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與事業(yè)單位的研究人員而言，主要時間用在完成單位工作任務，完成工作中的研究課題上。

    其次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龐雜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參照系。

    中國經濟學研究的背景資料質量也存在較大缺陷。經濟數(shù)據(jù)、統(tǒng)計資料與客觀情況之間存在多種差距。資料不全、資料摻水、資料有偏見等多種問題同時存在，許多方面的標準處于空白狀態(tài)。

    究其原因，一是統(tǒng)計學的標準不一致，有的沒有科學標準；二是統(tǒng)計人員的統(tǒng)計水平不一致；三是績效考核過程中地方政府追求政績；四是經濟主體的屬性不同等，都會給經濟學研究帶來問題。據(jù)新民周刊